（1）“律”與“令”有了明確的區分。
①律、令作為兩種法律形式，在中國早已有之，但兩者概念比較含混，界限不是很明顯。
②西晉時，著名的律學家張斐和杜預從內容上對律與令進行界分，提出所謂“律以正罪名，令以存事制”，“違令有罪則人律”，使得律與令的區分明確。
（2）“科”的變化及“以格代科”。
①漢朝時的科，泛指科條、事條，三國時期，曹魏修訂有《甲子科》，蜀漢有《蜀科》，孫吳也有“科令”、“科條”等，西晉時期，未見有科，法律形式主要為律、令、故事等。南朝的梁、陳兩代均有科三十卷。
②與漢朝時期單行的科條相比，魏晉時期的科成為獨立編制的單行法規。
③北魏末年，開始“以格代科”，尤其是東魏制定《麟趾格》，正式將格上升為國家法典，科逐漸被廢棄不用。
④北齊時，“律無正條，于是遂有《別條權格》，與律并行”。將律無正條的編為《別條權格》，使格作為律的補充，獲得與律并行的地位，格后來成為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。
（3）“式”也發生變化。
①在云夢秦簡中，已發現有《封診式》，是有關司法審判工作的要求及訴訟文書的程式的法律文件。
②漢朝時有“品式章程”，是具有行政法規性質的法律文件。
③西晉頒布有《戶調式》，是有關戶調制、占田制、課田制等方面的法律。
④西魏大統十年（544）編訂成《大統式》，使“式”上升為當時主要的法律形式，為隋唐所繼承，成為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。（P111-112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