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十七年”小說的缺失是顯而易見的。第一，簡單、機械地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系，把文藝為社會服務的功能，等同于直接服務于政治。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“趕任務”，到1958年以后的“寫中心”、表現“尖端題材”，外部環境要求作家強化自身的政治意識，過多地考慮及時配合現實斗爭，闡釋黨的具體政策，宣傳歷次政治運動。這不僅設置了描寫內容的禁區，限制了題材的多樣化，而且影響了作家的創造精神，使他們不能獨立自主地對生活進行深刻的思考，而往往急功近利，把關于歷史和現實的現成的政治結論奉為創作宗旨，以為小說家的任務只是賦之以圖像，故而許多作品缺乏來自生活的獨到發現，缺乏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思想深度。第二，由于從抽象的政治結論出發，一些小說不是采用文學的構思方法，而是采用非文學的構思方法，或者停留在生活表象的描述，注重事件的鋪敘，糾纏生產方案之爭，對素材提煉不夠；或者演繹政治運動的過程，設置人為的沖突，用人物的言行去證明先驗的思想，等等，形成了同一的圖解理念的思維模式，有公式化、概念化傾向。第三，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比較狹隘，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不夠多樣，更缺乏有批判現實主義深度的作品。本時期小說雖以現實主義為主潮取得了成就，但對現實主義的過分強調，使它幾乎變成包容一切的唯一的創作觀念。同時又片面地理解現實主義的含義，只承認肯定性的“革命”的歌頌，才是對生活真實客觀的反映，才是對社會本質規律的揭示，而排斥敢于正視現實矛盾，揭露生活陰暗面的作品；把典型化僅僅歸結為塑造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形象，指責“中間人物”,非難人性、人情，使作家不能真正重視人，寫人的心靈、人的情感，不能圍繞人物的命運，構成以人物性格為中心的藝術整體，刻畫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，揭示人物復雜的精神世界，因而不少人物形象類型化、模式化。尤其是英雄人物，常常被拔高為理想化的超人。雖然在他們身上傾注了作家的感情與寄托，但終因缺乏堅實的生活基礎，而缺少較高的審美價值。在表現手法上，追求民族化、大眾化，注意故事的完整、情節的生動和語言的通俗，注意通過人物的言行、外貌，用環境氣氛的烘托來塑造形象，但因多年中斷中西文化交流，忽視了豐富多樣的藝術手法與方法，作家的創作個性、風格特色，尤其是現代藝術意識，沒能得到更廣泛、更充分的表現。從總體上看，“十七年”小說的題材內容、人物形象、創作方法、表現手法、藝術風格等缺乏多種色彩，應該予以正視，不容避諱。